1958年新三级的开门办学—— 记罗店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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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7

看了今年4月30日《校史通讯》发表的汪一飞校友《大跃进年代的下乡日记》选登,使我也想起了1958年大跃进年代我们到罗店开门办学的情况。

汪一飞他们是1957年一进新闻系就去农村劳动锻炼的。 当时,我们是新闻系二年级学生。

汪一飞他们去农村劳动的时候,我们正在复旦校园里经历着一场进入大学以后第一场阶级斗争反右派运动。

在我们百来人的年级中,竟抓出了6个右派,超过了毛泽东主席说的5%。

1958年中秋节,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我们1955级新闻系百名学生,由几位老师带队来到了上海市宝山县(现为宝山区)罗店公社开门办学。

所谓开门办学,说穿了就是要我们学生到农村的公社化、大跃进中去接受教育。

那时的农村不仅公社化,而且编制形式也军事化了。 没有了原来的村、生产队,而改叫为营、连、排等。

我们的同学分班被安插到这个公社的几个连,每班又分几个组到排。 学生借农民的房子集中住宿,在公共食堂吃饭。

住宿安排甫定,我们便投入到农村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去了:参加人海战术的大田劳动,挑灯夜战的烧土深翻,……;有的同学还参加办公共食堂,画大跃进宣传画,编民歌,写大标语……总之,要鼓足干劲全面跃进。

大家都叫我阿明劳动虽然那么高强度,但人们生活中的情趣并没有消失。

时间长了,同学对女社员阿婶、阿姨到处叫,学生与社员也拉起了家常。

我所在排,男女老幼都亲切地叫我阿明。 对这里的农民,我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我的故乡与这里相隔不到10公里。 我们语言相同,生活习惯一样,所以他们把我当做自己人,按当地人的习惯,把熟人叫阿啥阿啥的,把我叫阿明。 那时候我年纪轻,身体也好,手脚麻利,劳动之余只要东家叫:阿明,来帮我做这个;西家叫:阿明,来帮我做那个,我都乐意去做那些举手之劳的事。

很快我与他们打成了一片。 有一位女社员像大姐姐一样,对我比较关心,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姓名,叫吴娟娟,与我同姓。 她劳动很出色,是我参与劳动的组长。

她五官端正,由于长期在大田劳作,皮肤较黑,但黑里带俏。 她快30岁了,还未嫁。 为什么呢?她告诉我,要照顾正在读大学的弟弟。 她父母早亡,由她一路带大了弟弟,姐弟俩相依为命。

她怕结婚了,没有像单身对弟弟照顾得那么好。

她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弟弟身上了。 她说,见到我就会想起自己的弟弟来。 她还说,对我们好一点,希望她弟弟如果以后在外参加劳动,也会有人对她弟弟好一点。 她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大姐姐。

她心地的善良,在我们劳动所在的连、排是出名的。 可见不管社会一时会有多么疯狂和荒唐,人们善良的本性是不会泯灭的。

踩自行车的人我们在罗店没有设三同户(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每个同学有个联系户,以深入了解农村,了解农民。 我的联系户是贫农成份。

当家人虽然是农民,但不下田,他主要在罗店镇汽车站外边踩自行车搭客,作为他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自行车搭客也不容易。 走这条门路的人不少,有镇上失业的贫民,有失地的贫农(农村合作化以后,农民便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公社化以后,连自留地也取消了),在镇汽车站周围聚集了一批踩自行车搭客者。

僧多粥少,平均每个踩自行车搭客的人,赚不了几个钱。

何况都是跑短途的,长途的都乘汽车走了。 但踩自行车搭客肯定比耕地收入好。 我这个联系户的当家人(户主),本来是不会踩自行车的,当初有5个小孩,孩子都小着哩,家里穷得叮当响。 一天夜里,孩子们都睡着了,夫妇俩在商量着今后的生计。 男人说:我也去汽车站踩自行车搭客。

女人说:哪来自行车?男人望着正睡在老婆怀里最小的儿子。 老婆急了:你想把他卖了?老公沉默一会儿,说:有了钱,才能买自行车。

否则,连这最小的孩子都活不下去。

他们家的自行车,就是这么来的。

有了自行车,这位能扶犁耙地的壮年农民,却不会踩自行车。

后来学会了,却没有人敢搭他的车,因为他搭人技术不行。 于是,由他老婆来陪练当客人,在车的后座上跳上跳下。 夫妇俩不知摔了多少次跤,流了多少汗水和泪水,这位农民终于成了一个熟练的踩自行车搭客的人。 那个时候,老师刚好布置作业,要大家每人写一篇来农村以后的文章,我就把联系户家的这个故事,拟了《踩自行车的人》这个题目交了上去。

这个题目,是我在复旦登辉堂(现叫相辉堂)看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套上去的。 那部意大利电影非常感人。

不料,过几天,老师在作业讲评会上,颇有倾向性地把我的这篇作业全文读了出来,要大家评讲。 于是,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我的那篇文章情调不对头啦,小资产阶级感情啦,我们来农村就是要接受改造的啦……好像变成了对我的一个小小的批判会。

我不怪同学,全国就是这样的氛围,而且由来已久。

连谷种都吃了我小时候受过一次严重的腿伤,曾休学半年。 在罗店可能一下子劳动强度太大了,我的腿伤又复发了。

不能下田劳动,便安排我管排里的种子仓库,兼清早6点钟吹哨叫醒大家起床。

当时,劳动分三段时间:清早、上午和下午。 清早从6点半钟劳动到8点钟,8点后才去公共食堂吃早饭。 吹哨起床也是农村军事化的一种表现。 那时候,已入冬,路上行人稀少,我每天迎着晨曦,踏着白霜,过桥穿巷地吹哨。

社员出勤了,我就到仓库上班,生活倒蛮有规律。 记得在一次同学的会上,我还朗读了自己写的晨起吹哨的一首短诗,博得了大家的掌声。 全诗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最末的两句:……板桥人迹,愿做报晓鸡。 这是我偷唐朝诗人温庭筠《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得来的。

排里的公共食堂,开始的时候,社员都集中在这里一起吃饭,饭随便吃,浪费大,后来改为社员打饭回家吃。 打饭回家的饭量尺度是比较宽的。

因为当年毛泽东主席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他还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可是,社员放开肚皮吃饱饭,不到半年工夫,我们排里的粮食就捉襟见肘了。

突然有一天,有人拿了排长阿祥的条子来仓库取粮食。

我不给,说这是明年的谷种呀!我一定要见了阿祥排长的面,问清楚才发。

后来,阿祥来了,说:食堂快没有米了,给吧。 此后,食堂就一直来仓库取谷种碾米做饭。 不久,我们开门办学结束,大家离开罗店,返回学校。 我虽离开了罗店,但心还挂着罗店:来年,他们拿什么来播种啊,今后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呀?(作者系新闻系1955级校友)。